快乐夏威夷

 

飞机在白云机场延误了一个小时，据称是机械故障的安全检查造成的，从一开始提示就说得很明白，而且每隔十分钟左右都通报一次，基本上没有听到什么抱怨声；当然，这也许有日航长期的声誉维系的，大家对于其服务有信心，那么偶尔的差池也不算什么。

唯有我，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，两个小时需在东京转航班，人生地不熟本来就犯愁，如今延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只好请柜台服务人员帮忙过问。她们告诉我，程序比较简单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大概十五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下飞机后立刻照着指引飞奔而去，果然在十多分钟内就找到了登机口。幸运的是，这个航班经济舱预订席位超额，我这样的长途中转旅客获得升舱的待遇。商务舱待遇果然不一样，空间超大而且只是坐了一半多的旅客，不但可以随意脱鞋子伸展活动四肢，座位还能弹起支撑板。而用餐也上了档次，任选西式或日本餐，分量很足，花式也不少……只不过我对于餐饮向来没有兴趣，也没有品尝他们的酒。只是一杯又一杯大量饮水，飞行舱里干燥，大量喝水也是长途飞行的必修功课吧。

日航服务还不错，空姐都很殷勤周到。机上的设施也很不错，视听系统和旅客导航指引……乘客可以通过机头摄像机察看起飞和降落时的路径，既给乘客一种安全感，同时乘客似乎对飞行似乎也有了参与感。虽然可能只是一个细微的设计，却给人很新鲜、贴心的感觉。

从广州出发，近四个小时后飞抵东京，经东京成田机场Narita转机，然后近7个小时的旅程，飞越太平洋，降落到HOnolulu国际机场。确实，Honolulu第一眼看来实在不起眼，低矮的房屋，陈旧的机场建筑……

我好奇的是，从飞机上看下去，很多陆地似乎跟海平面落差极小，几乎是随时准备淹上岸。结果,飞机刚刚着陆就听到地震的意外消息。　

很不凑巧，大概在我们飞机到达前两个多小时，夏威夷群岛发生六点多级的地震，Honolulu岛上电力系统崩溃了。由于我们是国际航班，无法通过安检，自然只好呆在机舱里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再一个小时，除了机长偶尔无奈地安抚大家说"你看，我们并非惟一的，还有好多飞机同样无法升空……"

地震造成的最大影响自然是电力瘫痪，除此之外呢？夏威夷是火山活跃地带，但此时我仍然很激动，想得最多的还不是可能的余震，而是担心这个意外会对整个行程造成什么影响。

东京与北京差了一个时区，不算复杂。而夏威夷是负十区，刚好相差１２个时区。因为自己还惦记着要跟家人联系，腕表都没有调整过来，生物钟完全给打乱了。地球村、国际人……，这次机会来得难于致信，感觉还像是一场意外；但是其实，冥冥中我好像也感觉自有天意决定，就像我高考上榜，也有类似的心态，认为自己在经历许多折磨和不快乐之后，生活总会回馈我一些惊喜。我这次国际旅行，自然也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多荣耀。

自然，母亲是最觉得骄傲的，邻居跟她说，像你哪些有钱的亲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看看吧，他们的儿子或儿媳妇，会有什么前途？也许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只是富不过三代的古训，还因为富贵是可以比较的，也不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容易失去的；而像我这样念书出身的，似乎是有一技傍身，潜能无限，自然给街坊邻居带来无限的遐想。尤其是我如今周游列国，在他们看来是绝难想像得出来的生活……

 

需要检讨的是，英文没有很好温习。参考一下发过来的日程安排，估计多半没有时间自行参观了，即使有闲暇时间也要消化每日的讨论或者准备下一个议程。原本还想，是否需要准备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文件，结合个人经历解说独生子女政策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影响。可是几天来都没有休息好，越想就想觉得应该偷懒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死了。

说起来，这类活动，最重要还是看整个行程的表现，看你是否真的提出了一些问题，能否跟外界形成很好的互动，建立起积极的网络资源。只是，我在报社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，孤军奋战，到头来，大概也不能指望有什么立影建功的效果。令我感触颇深的是，虽然自己所在媒体在中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，但是媒体从业者没有什么机会与中国官员进行正式平等的交流；相反，无论是印度还是日本，他们的官员（据说最高官阶是外交部长）如此开放地接待国际记者，试图建立开放和友善的沟通渠道。两相比较之下，我都觉得自己愧为中国人了。

在夏威夷，天天收听当地广播。美国中期选举临近，各种政论节目热闹非凡，让我意外的是，Ｇａｙ权益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。也许我收听节目时间是在凌晨，或许会比较偏重于这样边缘的话题。不过，坦白说，这次行程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：西方很多公众政策的讨论，都具备技术性的数据支撑，也许，这就是黄仁Ｘ所谈到的数字管理国家；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公众政策，遭遇很多公众的质疑也不是毫无缘由的，因为连官员也不掌握实际情况，总是凭借一己喜好而行之，似乎西方先进经验可以借鉴，也可以以国际惯例为施政寻找合法性。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。显然，这种借来的偷懒做法，必然会遭遇公众强大质疑，为什么这些领域可以借鉴"国际惯例"，为什么在政治领域又不能逐步推进呢？

 我们一行１１人，五位来自美国媒体圈，另外五位则分别是印度、菲律宾、印尼、越南和所罗门群岛的新闻人。Jefferson Fellowship每年分春秋两季，每次邀请美国和亚洲地区的新闻从业人员共12位。这次缺席的是巴基斯坦Nasi，大概是因为他的穆斯林男性身份，无法如期获得美国签证和印度签证，这样，我和所罗门就成了这11人中的"护花使者"。

有意思的是，11人中出现了三张中国人面孔，我见到了来自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的Chen 和《美国新闻与报道》Fang。她们父辈都是台湾移民，她们则是在美国出生长大。我也因此开玩笑说，我才是货真价实的"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"——因为购物是大家闲暇时间的最大活动，而阅读标签的产地说明似乎成了大家谈话和打趣的必须项目，自然而然，Made In China出现频率最高。我在不同场合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没有好点子，我就把她们两个当陪衬，打趣说大家不必太害怕中国制造，实质上事情跟大家想象未必一样。 更妙的是，即使同为台湾移民后裔，她们两人的父辈也分别代表了绿蓝两个阵营：Ｃｈｅｎ父母是台湾本省人，父亲是化学专家，移居美国后乡土情结仍然在浓，希望台湾早日独立，也因此并没有刻意让女儿学习中文——Chen只会说台湾话，不懂中文阅读和书写；ＢａｙFang 父母则是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外省人，她父亲是航天专家，他们则很赞同中国早日统一，因此方的中文也有根基，我因此也刻意强调自己"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"，也是打趣说大家不必太害怕中国制造，实质上事情跟大家想象未必一样。